华人LGBT在英国，交叉身份中的边缘人
01
临办签证前，秋⽩才告诉⽗⺟，她要出国去读书了，因为生怕/担忧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2015年，她是“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的当事人，三次就教材中对性少数群体污名化的问题，起诉教育部对不作为，但最终败诉。
在这段经历中，当她去向教材的编写者、出版社游说教材中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的描述不当时，总是会被质疑：“你一个没毕业的本科生，就说我的书写错了，你是心理学、医学的大咖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她对此难以辩驳，因为自己的确背景知识不多，如果想说服这些教材编写者，就需要更多的知识作为武器。当时在国内没有专门的性别研究所，但在国外性别研究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学科，有自己的部门，于是她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读性别、媒体与文化专业（Gender, Media and Culture）的研究生。
来自台湾的大毛也因相似的原因来到英国。在留学前，她在台湾已有六年的同志运动经验，曾在多个NGO中做志愿者和组织者。但她的家人对这些一无所知，一直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变态。在这种压迫下，2015年，她“逃”到了英国曼彻斯特 。2018年又申请了硕士，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国际社会变革与政策（international social change and policy）专业读研。
但文化背景是不会随着地理位置而转移的。
来到LSE后，秋白在学业上一下受到了暴击。此前做社会运动中，她并没有非常系统地学习性别知识，而LSE又真的很学术、很理论。很多原本用中文都看不懂的文献，现在要用英文看，压力就变得更大。在课程的一些论文中，她经常举出很多别人的案例来分析，但她的导师鼓励她，为什么总要以别人为例子呢，为什么不分析一下你自己呢。
于是她仍然将注意⼒对准中国。而在毕业论文的选题上，几经犹豫她最终选择了“⼥同性恋领导力与媒体行动主义”作为⾃⼰的研究主题。她发现与男性相比，媒体在描绘女性作为领导力主体时，往往采用类似的同情框架—描述“这个⼥孩⼦有多么瘦⼩、多么脆弱”，尽管主角本身正在做一件充满力量的事情。并且很多报道都从教材议题本身发散到她的个⼈故事，这是她在做运动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也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大毛最关心的事情也并没有因为来到英国就发生变化。2018年11月台湾公投时，大毛刚开始在谢菲尔德大学读研。公投的十项提案中，有五项都和同志权益、性别平等教育相关。她很担心投票结果，就到学生会发起联署活动，邀请路过的人来签名表示对同婚的支持。结果支持她的东亚人不算多，欧洲学生反而比较多。还有欧洲人跟她说，谢谢她在这里摆摊，不然他们都不知道东亚也在发生为同志争取人权的事。她一方面觉得自己促成了交流，很有意义，一方面也很疑惑：西欧人是否都存有远东的人权很落后的不实幻想？
其中有一次，她拿标语到校内的同志社团寻求支持，英国部分同志的态度却颇为冷淡。大毛后来和朋友分析说，有一部分英国人可能本来就比较以欧洲为中心，对远东文化不感兴趣，英国同婚合法化了之后，这些人就更觉得没必要关心其他地区状况了。在她和小伙伴三四次拜托以后，才终于收集到近16人的团体合照。
然而，公投中“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一项的最终结果为72.48%同意，27.52%不同意。另外的几个关于增加性别平等教育的提案，最终也都没有通过。揭晓结果时，大毛曾志愿服务过的NGO“台湾同志热线”组织了集体看开票的活动，而她却一个人在英国的宿舍里。她刚开始不敢看，睡了一觉醒来看到结果后，就开始痛哭。
从那之后大毛的性格大变，以前很开朗，喜欢到处结交朋友，之后变得喜欢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要出门的欲望。她开始怀疑以前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为什么争取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个结果。她用了很长时间去说服自己，推动一个社会改革的话，一二十年是很正常的。对她来说，团体的重要性就在于，发生这种政治事件的时候，旁边有没有人和你在一起。
02
在秋白原本的计划里，她应当在读研的一年时间里沉淀下来专注于学术。但她发现自己并不能真的沉淀下来，仍然希望投入到实践中。
在此前的教材运动中，她常常感到难以向媒体和教育工作者表达清楚⾃⼰的想法，她以为这是知识不⾜导致。但在读研期间，她发现文化水平高、演讲能力强、视野开阔的⼈很多很多，总而言之能力比她强的人太多了。这时她意识到，“也许在很多事情上，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勇气才是我最珍贵的优势。尽管我总觉得自己无实力走到如此靠前的位置上，然而事实却如此，唯独我去做了这件事。
刚刚来到英国的时候，秋白参加了很多让她觉得大开眼界的LGBT主题的活动，比如LGBT电影节、导览、讲座、论坛、新书发布会，但在这些活动中华人的面孔都很少，语言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然而，活动中的一些服务，比如心理咨询、家暴、亲密关系、性别重置手术、艾滋等方面的支持，在华人社区中也是有需求的。
并且，很多最为华人所知的LGBT主题活动，其实有很多被遮蔽的问题。比如，2019年伦敦的同志大游行（Gay Pride）中首次出现了华人方阵，秋白是方阵的组织者之一，但实际上，她并不是非常认可这一形式。
她发现，伦敦Gay Pride很商业化、很中产，⼤家能看到的那些豪华的花⻋、表演，而能负担得起高价购买花车的大多是商业公司。花点钱租个花⻋对他们来说很简单，能为他们赢得同志友善的声誉，但他们是否在公司内部制度也花同样的精力与时间对待性少数议题呢，答案是未必。⽽那些真正的LGBT公益机构或团体，他们要么就没有足够的成本报名参加，要么就队伍很简陋，在游行队伍上这些本该要骄傲的LGBT社群显得很落寞。会有⼀些英国的LGBT机构反对Gay Pride，在秋白看来，那些反对的声⾳不应被忽视。
大毛对Gay Pride的质疑在于，“Gay pride模仿的是巴西的嘉年华，嘉年华对当地的穷苦民众的意义在于，整整一年中，只有在这一天他们才能穿任何想穿的服装，解放自己。Gay Pride模仿这个概念，意思是说，在同志还不被接纳的国家，你平时是要躲在柜子里的，但是在游行那一天，就可以开心地走在街上，勇敢做自己。可是我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一年都要躲在柜子里，只有这一天才能做自己。”
大毛当选谢菲尔德大学的LGBT representative councillor
其实，哪怕这些机构没有明文排斥东亚人的加入，也会存在一些隐性的排挤。大毛打了一个比方，“假如你和一群白人一起讨论同志婚姻合法化，但你自己的国家同志婚姻都没有合法化，你说的话就很没有信服力。他们会很伪善地对你说，好的好的，你的意见我们会参考。但等到最后总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意见全部被剔除掉了。”
在另外的一些地方，歧视则是更为直接的。虽然大毛遇到的大部分欧洲人都很友好，但她曾在曼彻斯特的同志村（Gay Village）的一家同性恋酒吧中，被人说“滚回中国”；在从利物浦回曼城的火车上，被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不断用“我不会买黄香蕉”等语言侮辱（在白人文化中长大的黄种人常被称为“香蕉人”），而她由于英语不好一直以为对方是在热情地交朋友；在异性恋酒吧因为自己头发剪的很短且和一位白人女生拥抱了，就被女生的男朋友打了肚子。甚至，英国本地对性少数也并没有如想象中那么友好，她曾听说过跨性别者在参加完游行后被拉到小巷子里殴打的事情。
这些经历让她意识到，东亚LGBT的群体是有必要存在的，不仅是因为有些时候用英语并不能真的表达出人们更深、更抽象的情感，也是因为和欧洲人的接触中，部分LGBT群体的包容并不会减少种族带来的歧视。
于是，在曼彻斯特的LGBT Foundation实习时，大毛在Facebook上创立了East Asian LGBTQ+ Social Group，利用LGBT Foundation的场地组织了多次线下活动，比如同志电影放映、品尝台湾茶等等。
创立的时候她并没有想太多，但之后看到了阿德勒心理学中提到的，“所有个人的根本动机都是‘归属’人类共同体——有一个位置，它会为人类社会的幸福做贡献”，她发现这正是她在做的。
研究生毕业后，秋白创立了Queerchinauk网站及“姬佬在英伦”公众号，其中的活动和内容由她主要运营，三四位朋友作为志愿者帮助。从今年3月份Queerchinauk开始运营以来，已经办过中文LGBT+及女性艺术家主题导览、英国留学生的心理支持与求职规划等六次线上活动，也在网站和公众号上介绍过英国高校中的LGBT社团，九月份即将举办伦敦的第一次线下活动。这些活动中有些会收费，但价格并不高，都在10镑以下，她希望家境一般的、平时只能呆在宿舍里的留学生也能够参与进来。
Queerchinauk参与2020伦敦线上同志游行
Queer China UK take part in the digital Pride in London 2020 parade at Piccadilly Circus on June 27, 2020 in London, England. [Photo by Ioana Marinca/ Pride in London]
03
秋白和大毛的社群得到了一些LGBT群体的认同，但的确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就被广泛传播。
大毛办过的七八次活动中，人最多的一次才十二个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她自己动员来的朋友。在事后的回顾中，她觉得和自己只利用了Facebook宣传，影响的范围不够大有关。
秋白也考虑过，这个需求会不会是她想象出来的？华人既然都来到了英国，干嘛还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呢。
实际上，哪怕对社群有需求，每个人的需求也都不尽相同。
在伦敦艺术大学（UAL）学习表演设计与实践（Performance Design and Practice）的妮可并不需要在LGBT群体中来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但仍然有社交和情感的需求。
她从初中就感觉到了自己对女生的好感，身边的朋友都知道她的酷儿身份，但并没有受到过明显的歧视，而且亲密关系也一直不是她生活中的重心。她最大的身份边缘感并非来自性少数，而是艺术生。
家人知道她的性取向后，曾担心她会被别人歧视，但送她来英国时，看到了满大街的彩虹旗，才知道原来不会。妮可再把自己探讨平权问题的作业得到的很好的成绩、评语给家人看，家人就更放心了。
但刚来到英国时没有机会认识朋友、由于不满18岁而不能去同性恋酒吧、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女孩们很多只是为了聊天不是建立更深的关系，让她觉得自己长期处于自闭状态，LGBT群体提供的社交就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秋白也发现，疫情也加大了对社交需求的需要。疫情的一部分影响对LGBT群体来说是和其他留学生一样的：回国的朋友买不到机票，国内的朋友无法来到英国读书。另一个更明显的影响则是孤独。由于没有了线下的交流，依靠线上的途径他们很难结交新的朋友。即使有一些英国本地的线上交流，华人也几乎不会参与。
而在伦敦学习应用人类学的彬华，本身就社交圈很广，又是完全出柜，所以同志这个群体在他的生活中就是自然存在的，不需要特意去找一个LGBT的社交圈。他更加关注的是很多同志运动所针对的议题是否清晰，“做运动的话就要想你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比如你要提升什么意识。而我作为参与者，做这件事情真的能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吗？能改变我的现状吗？如果参与者没有自己的议题，而发起者非要给他们一个议题，大家就没有办法真正参与进来，而是只当成一个社交机会。”
但在秋白看来，很多同志运动的议题其实非常清晰，比如同婚合法化，只不过这是一个更长期的目标，不是一两次活动就能实现的。在她自己的经验里，当她本着特定的目的去听讲座时，最大的收获反而不是知识，而是新朋友。和这些朋友日后的交流中，她得到的思考可能会比那一次讲座更多。
在伦敦的LGBT群体中，秋白并没有看到什么非常紧迫的需求，但社交需求的确是有的。很多人来参加活动时并不一定是来争取平权的，因为他们本身生活得就很好，秋白也就不会硬要改变这部分人，“我做LGBT的工作，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不受歧视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他们本来生活已经挺好的了，那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呀，为什么还要逼他们去争取权益呢？他们意识是迟早都会意识到的，不用你像个老师一样高高在上的去教育他们。”
Queerchinauk网站中的一条留言提到，就算远在国外，也需要一个同乡会来交流，这就是秋白做Queerchinauk的动力之一。她希望接下来首先能让Queerchinauk有一些盈利，保证这个机构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有机会，也想要把这些资源分享给国内的LGBT群体。
由于担心脱欧后的英国的发展并不会如以前想象中的好，大毛即将离开英国。但无论未来去了哪个国家，她都会继续把East Asian LGBT+ Social Group做下去。
这种不断提高提高身份可见度的尝试，指向的是另一种独有的形态，是无法被英国已经存在的LGBT社群满足的。如彬华所说，“Intersection，交叉性，边缘中的边缘，这可能是恰当的形容了。”
身为一个非异性恋、非白人、生理女性这三重弱势的intersection，大毛在“年轻”时期，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啊，集“非主流”于一身，但“老”了之后，她会鼓励自己，“边缘中的边缘”也会有他们的机会，“因为有些事情，只有我们才能够敏锐地观察出来，只有这个位置上的我们才有办法做。这么想，就觉得自己好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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